编者按：
9月22日，中国努力“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消息一经过发布，立刻引起国内外媒体极大关注。从事气候变化领域工作的知名人士和专家也纷纷对中国的最新承诺做出积极的反映和评价。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本刊学术委员会主席何建坤教授表示，2060年碳中和情景的排放路径需要在2050年实现近零排放，建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他认为，这一目标需要中国做出艰苦的努力，实现全社会经济体系、能源体系、技术体系等的巨大转变。但同时，转型也会为我国带来经济竞争力提高、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多重协同效益。

早在今年年初，何建坤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就已经对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的角色和对策提出了建议。在应对气候变化日益紧迫和现实的情况下，何建坤表示，中国要发挥大国引领作用，积极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强化能源与经济的低碳转型。以下为访谈原文，希望帮助读者更好了解中国提出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国内新形势。


四年前，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巴黎协定》，人类遏制气候变暖的努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份全球性气候新协议将改变人类未来，它将造福全人类以及子孙后代。

愿望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过去四年，在全球气候危机日益严峻的现实下，《巴黎协定》不仅遭遇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退群”，而且有权威报告指出，即使当前《巴黎协定》下各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都得以实现，全球平均气温仍然可能上升3.2℃。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面临什么样的新形势？中国应该如何发挥大国引领作用？我国未来的低碳之路又该如何部署？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本刊学术委员会主席何建坤教授近期向本刊分享了他关于新形势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思考。他表示，面对全球气候治理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以及紧迫性，积极做好国内经济低碳转型，协调好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国际气候谈判，将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应对气候变化更现实，更紧迫
过去新闻报道里的气候变暖事件往往发生在遥远的天边，但在过去的2019年，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极端天气似乎到处都在发生。从南部非洲到北美，从澳大利亚、亚洲到欧洲，洪水、风暴和火灾带来了严重的混乱和破坏。何建坤认为，全球不断增多、增强的极端气候事件正在加剧当前气候治理的紧迫性。
 
他表示：“气候变化及其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比原来想象的要来得更快，影响的范围更广，影响的力度和深度也更剧烈。像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纽约的暴风雪……这些频繁发生的极端气候事件正在不断地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全球也越来越重视气候风险的评估和防范。”在全球应对气候风险意识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何建坤认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也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
 
这份于2018年10月发布，被媒体称为对人类“最后的警告”的报告，强调要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而不是2℃，这样可以避免和减少一系列气候变化影响，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带来更多益处。报告同时指出，要实现1.5℃的温升目标，从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成本会比2℃目标要增加3到4倍；并且减排进程也将更加紧迫，即到2030年全球碳排放要比2010年减少45%，到本世纪中叶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碳中和，也就是“净零排放”。何建坤介绍说，“按照当前《巴黎协定》下各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下的减排路径，根本不足以实现1.5℃目标。到2030年至2052年，全球温升即将达到1.5℃，本世纪末将上升约2.7℃。”
 

强化1.5℃目标的呼声日益强烈
过去一年，无论是在9月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还是在12月的马德里气候变化大会上，强化1.5℃目标的呼声日益强烈。一些发达国家，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都在力推把全球温升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何建坤认为，COP25最主要的任务是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并激励各方强化和更新自主贡献目标。“
 
《巴黎协定》的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以内。现在各国提出的自主贡献尚不能支撑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当前主要的是应激励各方强化减排力度，加强当前的行动，而不应把精力放在讨论是否强化或修改《巴黎协定》所提出的长期温控目标。”
 
另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某些发达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自身利益优先的立场也在气候谈判中日益突出。何建坤认为，这也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一大新挑战。“有些发达国家在气候谈判中态度强硬，缺乏建设性、灵活性，只重视推进2050年碳中和目标而不重视当前全球合作行动中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等各个要素之间的平衡和有效推进，这也导致了马德里气候变化大会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他表示，要想推进《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地实施，就必须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原则，全面落实、平衡推进。“想调动全球行动起来减缓气候变化，需要找到全球共同目标与各方利益的均衡点，要考虑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紧迫要求和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利益诉求，只强化自己单方意愿和诉求是行不通的。”
 

协调各方关系，发挥引领作用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形势下，中国该如何发挥大国的引领作用？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对此，何建坤回答说：“引领气候变化进程，就是要以全球共同利益为引导，协调各方关系，找到各方利益的契合点，共同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建设。”
 
因各缔约方就某些条款的实质内容或表述方式尚缺乏共识，COP25未完成谈判的“未尽事宜”将纳入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已推迟至2021年10月举行）的苏格兰格拉斯哥气候大会（COP26）谈判议程。错综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和欧盟内部形势与COP26的繁重任务交织在一起，给主席国英国和协办国意大利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会议的进程和会议成果也带来很大不确定性。何建坤指出，COP26能不能成功，大国之间建设性的沟通和协调很关键。
 
“中国对《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生效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底中美两国元首发表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巴黎协定》确立原则、制度安排和行动进程奠定了基础。后来，中国和大会东道国法国以及欧盟也发表了联合声明，就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核心和关键问题也达成共识。”
 
何建坤强调说，“气候谈判是一个相互协调和妥协的过程。如果要有所推进，就需要找到一个虽然各方都不太满意，但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协调各方诉求，并从总体上推进全球合作进程。在COP26大会期间，各方要加强对多边进程的信心和积极的、建设性的参与，中国也要加强与各方尤其是和东道国英国及欧盟间的沟通，促进会议成功。”
 
2020年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节点。根据《巴黎协定》，各缔约方应在2020年报告和更新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方案，同时还要提交到2050年的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何建坤说，“国内当前要做的就是，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强化能源与经济的低碳转型。”具体来说，他认为目前有三件事情必须要做好：一是在“十四五”规划中制定有力度的节能减碳目标和行动计划；二是落实并强化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行动；三是制定并实施2050年低碳排放发展战略。
 

坚持目标导向，制定长期低碳发展战略
何建坤认为在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下，中国2050年低碳发展战略要坚持目标导向。“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是在保护地球生态安全、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下倒逼的紧迫行动。同时党的十九大也提出到本世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因此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要以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为导向，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与全球生态安全的协调共赢。”此外他还强调，在战略实施中还必须深入研究和解决实现紧迫减排目标所需的技术、资金、能力建设，以及需要克服的机制、体制障碍和相应的政策、改革措施保障等多方面问题。
 
另外，何建坤还指出，要将应对气候变化下全球低碳转型趋势作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促进能源革命和经济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升国家先进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作为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方面。“随着综合国力日益提升，中国也要承担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责任。在制定长期低碳发展目标时，我们必须把保护地球生态安全，为全人类进步事业做贡献作为一项重要的指导思想。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为全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中国新的贡献。”
 
何建坤建议，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可分两个阶段进行考虑。一是到2030年和2035年，以国内基本实现现代化，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基本建成美丽中国的目标为指引，强化低碳发展政策导向，落实和强化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二是到2050年，在保障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美丽中国目标实现的同时，以2℃目标甚至1.5℃目标下全球减排路径为导向，确立与之相契合的深度减排目标和战略。何建坤强调，“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理念和路径，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同时，实现深度脱碳的发展路径，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