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我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的劳动市场，但是在人口劳动经济所工作将近20年时间，一直有机会学习人口学的相关知识，我把我学的知识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下。

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中国的人口变化有它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也决定了我们很多的发展方向、路径和特征。第二个关于中国的人口问题有很多基本事实没有达成一致，主要表现在学界有关于生育率水平到底多高和决定因素是什么还有很大的争议。最后介绍一下人口变动趋势和经济发展，以及和低碳有什么联系。

中国曾经在一段时期里实现过比较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同时在短短三四十年里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两个因素是导致人口转变出现剧烈变化的一个推动力。由于生育政策和快速经济发展相继成为人口转变的力量，因此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快于大多数经济体。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达到一个能够满足经济快速增长条件的人口结构，即人口红利。但如此快速的人口转变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人口红利期较之大多数国家要短，人口结构会产生新的变化，最主要体现为老龄化所带来的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结构。

目前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成为一个超低生育率的国家，而且需要应对老龄化问题，鲜有先例。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趋势，世界其他老龄化比较高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收入水平比较高。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要解决老龄化问题有很多案例可以借鉴：第一个，在面临老龄化的时候，并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持老龄化社会；第二个，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老龄化。这是我国比较独特的基本国情，快速的人口转变导致了劳动力短缺，而且可能会对社会发展形成冲击性影响，这也对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一个新的挑战。

去年OECD出过一个报告，从全球视角看人口，如果回溯历史，绝大多数人口学家对人口的预测都是错的，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或多或少出现。究其原因，是因为对低收入水平的否认，导致对人口的发展低于预期。同时，我们对老龄化的程度到来如此迅猛的估计远远不足，而且对劳动市场转变的速度也超出了预期。例如，我们在十几年前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进入了一个转折，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当时也造成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当大家频繁地看到劳动力短缺及工资迅速上涨现象以后，客观事实倒逼大家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这才发现人口结构在其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想理解中国的生育率水平，要理解生育率的决定因素。刚才提到了两类因素：一类是政策，一类是经济发展。这个是我们在十几年前做的一个结果，2005年我们做了一个国家人口发展战略，当时对于中国的生育率决定因素做了一些分析，包括生育政策、经济发展、人文发展等。在1970年-1980年这段时期里，生育政策的确对生育率的下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也是重要因素。90年代以后，生育政策的边际作用非常微弱，在统计上已经不显著了，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在推动生育率的下降。过去几年，生育政策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大家预期这种变化会导致生育率的反弹，但是实际结果可能并不一定，因为我们很早就发现政策本身对于生育率下降的边际作用很微弱，真正的原因是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我们的经济一直在发展，很难预期未来的生育率能够再进一步反弹。

  如果想通过人口政策的调整来达到生育率回升的目的，可能效果不大。我一个同事做的研究，在生育政策调整之前，当时有一些地区允许生育两个小孩。他们做的调查发现，很多回答理想的生育平均水平是1.7，实际的水平是1.9。实际加上预期的，将来还有计划的只有1.3，既使政策已经满足了2的生育率水平，也只有1.3的水平。这是北京大学郭志刚老师刚刚做的研究，在2013年有一个单独二孩的政策，大家预期这个对生育率会有显著提升的影响，但是他发现如果使用2005年、2010年、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发现其实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第一个孩子的生育率水平下降得特别多。所以尽管生育政策允许单独二孩，使得生第二个孩子的生育率有略微的上涨，但是不足以抵消第一个孩子的下降趋势。从总体看，2005年到2010年再到2015年，综合生育率水平从1.34下降到1.2，然后到2015年只有1.05左右，这是一个非常低的生育率水平。这是另外一个学者做的研究，根据历史上我们复杂的人口政策所计算出来的政策性综合生育率水平和实际的综合生育率水平，到2010年大概是1.4左右的水平。

如果我们谈到低碳的研究、经济的发展，谈到最基本的国情人口、未来2050年的预算，我们需要有一个准确的预测，这样到2050年以后，我们后代们不至于说人口预测总是错的。如果是用联合国的数据，他们对生育率变动和政策的调整更加敏感，中国的人口大概在2030年达到14.4亿左右的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2050年的时候总人口数量是13.6亿左右。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生育率估计太乐观了，而且政策对于生育率的影响也过于乐观了，因为你相信生育率的下降是由于政策带来的，因此把政策调了生育率就会上升，但是如果我们觉得生育率下降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不能相信政策的调整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同时对目前生育率水平也有所高估，如果我们用1.5生育率水平作为预测，所得的结果和前面的预测结果不一样，大概总人口到2024年以后达到峰值，是14亿左右，然后开始下降，它的峰值提前了。2050年以后总人口下降到12.8亿，这是用不同的预测方案所得出的不同结果。

同时人口结构会持续发生变化，比如老龄化仍然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把1.5作为预测值，到2024年的时候，60岁以上的老人大概占21%，65岁以上将近15%，到2050年的时候分别占将近40%和30%，老龄化非常可怕。同时生育率水平仍然很低，0到5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概5.56%，到2050年仅仅4.3%，劳动力人口会持续减少，到2024年下降到9.78亿，还有将近70%，2050年的时候只有不到60%。这种人口结构的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人口变化对于经济发展，甚至对于我们讨论的低碳发展有什么影响？我想可能跟经济增长有关系，具体而言：

第一，抚养比的变化，由于老龄化使更多的经济资源要用于养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结构会不利于增长。

第二，劳动供给方面的影响，从2012年开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绝对数少了387万，2016年少了349万，劳动力人口减少的含义是指在劳动人口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不断地增加投资，不受资本递减的制约，我们的劳动要素也在相应增长，但一旦劳动人口规模开始减少的时候，会严重制约经济发展，这意味着仍然依靠生产要素积累，包括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变得不可持续，也就是说要素推动发展的模式是不可维系的。

第三，老龄化会降低储蓄率，不利于资本形成。在消费模式发生变化，总体消费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老龄化带来不利于增长的消费结构。如果把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做比较，虽然我们经济发展的模式，包括政府发挥的作用，以及我们中间相互联系的市场，都是很相似的。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在越过同样的收入时人口结构不一样，相对于其他的东亚经济体更加悲观，中国在东亚经济体面临相同数据量的时候所面临的挑战可能会更大，因为人口结构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人口转变过程更迅速，所以人口红利期短，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计算了一些相关的支持系数，大概看到我们的人口红利期已经过了。

 第四，劳动能力人口也在开始下降。如果从微观数据看，老龄化降低了储蓄率，同时根据微观调查，老龄化也改变了消费的模式。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差别，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一个家庭或者个人与工作相关的消费，比如说交通、衣着等方面的消费会有很明显的下降趋势，住房的消费也会下降，但是花在健康方面的支出会明显增加。为什么要说这个消费模式，因为要考虑低碳经济，必须考虑人口的结果，因为如果是一个劳动能力人口为主的经济体，它可能更加倾向于使用一个更加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那时候会带来更多碳的排放。如果是一个工作相关的消费和居住的消费逐渐下降的人口结构，可能对于能源、碳的排放需求不会那么大。

因此，从刚才给大家展示的一些经验证据看到，首先要把握总体的人口变动趋势，要从生育率决定的机制出发，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超低生育率的现实以及它不可逆转的特征，这样我们对未来的判断可能才合理。人口变迁的增长方式变化，可能为低碳发展提供了可能，因为劳动力减少使得要素积累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因为受到保守递减规律的制约，而且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引发了积极的转变。我们从最近的微观数据做了一些企业的调查发现，企业的技术进步非常明显地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劳动越来越昂贵带来的技术变化也越来越明显。从消费水平、模式和需求方面来看，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降低了消费的水平，同时消费的模式也是一个更加低碳的模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