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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
2015年12月11日

胡鞍钢教授发言

不仅要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还要建成防灾减灾型社会

   我想先谈谈关于“十三五规划”绿色发展这个课题及对其他课题的影响,我是“十一五”、“十二五”以及现在“十三五”规划的专家委员,对规划的讨论一直持续的跟踪,今天参加本次论坛我又查了一下我们在2009年提出的中国关于气候变化的路线图。那个是比较激进的,主要原因是同年世界银行发表了气候变化与发展,其中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峰值拖的时间越短,峰值会越高,可能以后的损失会非常之大。实际上用机会成本的观点来看这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当时为制定“十二五”及“十三五”规划,同时也为哥本哈根会议做了一个讨论。开始主要邀请布鲁金斯讨论中美能不能进行绿色合作,绿色能源和绿色发展,进而能够在全球气候变化大会达成比较好的一个共识,这也是一个机会窗口。当时奥巴马已经当选总统,他们也是为奥巴马总统提供一些想法,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回应,认为应该是可行的。后来我们又就气候变化首次提出如何通过应对气候变化来消除气候贫困人口。中国是世界上各类自然灾害,特别是气候灾害影响最多的国家,长期以来达到4亿人口,最近才降到3亿人口以下。如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合,我们前面的三步走是从大体上最高峰不要超过80亿吨碳排放,但是现在已经超过了90亿吨,将近一百亿吨左右了;第二希望通过“十二五”及“十三五”的规划,甚至“十四五”来实现在2020年达到高峰,这是2009年的规划。但我认为很多机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去了。

现在以什么样的方式讨论“十三五”,我们也做了一些详细的研究,今天特意带来了《十三五大战略》这本书。我们这个研究更加强调综合性,选择在 “十三五”剩下的五年时间,如何能够不仅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核心目标,还要考虑如何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出了建成防灾减灾型社会。刚才我提到全国大约有3、4亿人口受到气候灾害的影响,怎样减少自然灾害的两个损失,第一是直接经济损失,从“十一五”、“十二五”就明确提出了两个核心指标,一是直接损失占GDP比重降到1.5%,现在已经降到1%了,这是我们想要的。二是因自然灾害损失的人口,特别是死亡人数要明显下降,现在看来又有新的进展,特别是十二五已经不到两千人了,这样的话也会提高我们的预期寿命,第三,我们当时就考虑建设气候适应性社会,因此是从两型社会变成四型社会了,这就考虑到防灾减灾型的社会以及适应性社会,这是从大框架下来考虑生态文明建设,所以这个课题的意义不是简单的减灾也不是简单减排,是和我们构建社会和谐发展息息相关的。因为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做了减法,不论是减少污染还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等等,一个微小的创新都可能导致产生规模效应,所以我觉得以中国为实验是非常有意义的。

 

经济“新常态”为制定“十三五”绿色发展规划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这次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核心词是绿色发展,落脚到第五大目标就是生态环境质量的总体改善。我们实际上在几年前已经提到, “十二五”规划就是中国第一步,或者说首步绿色发展规划,建立资源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应该说“十二五”规划凸显了绿色目标。“十二五”规划一共有24个量化指标,但实质上有29个量化指标,其中像主要污染物的减少是4个指标,森林增长是两个指标,即包括了森林覆盖率的指标,再加上森林蓄积量的指标。实际在这29个指标中,绿色指标居然占了48%,如果按照24个指标占了三分之一,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指标。其中经济指标只有3个,而且全部都是预期性的指标,而所有的绿色指标绝大多数是约束性指标,因此相比“十一五”,“十二五”就发生了相对比较大的变化,它已经成为一个以约束性指标为主的发展规划,或者称为绿色发展规划。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才进入了经济“新常态”,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为制定“十三五”规划特别是绿色发展规划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我们也做过专业的研究,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在“九五”时期,也就是从1996-2000年,我们赶上了亚洲金融危机,同时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下降8.6%。当时的节能减排指标全部都实现了,至于我们采取那些措施都不是最主要的,经济增长率只要达到8.6%,需求肯定会下降,还首次提出了碳排放绝对数的下降。谁也没想到“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计划期间,经济增长又达到了两位数,导致生态成本急剧增加。幸好“十一五”完成了节能减排的主要指标,“十二五”期间我们所有的绿色指标都能完成。

 

 

如何实现“十三五规划”的绿色发展

考虑到“十三五”作为第二步绿色发展规划,我想就几个方面谈谈我的一些认识。

    第一,关于能源消耗能量进行控制。大家都知道我们去年已经达到了42.6亿吨标准煤,其实已经超过了“十二五”本身制定的40亿吨的规划目标。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实际上初级能源消费量相当于美国的1.3倍,大大高于中国占世界总量比重的23%,也大大高于按汇率法计算GDP的13.3% ,也高于按照PPP方法计算的16.6%,因此中国现在一个核心的致命性的问题是我们的能耗效率还是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按照这样的方法计算大体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0%-70%。所以也在考虑“十三五”采取什么样办法?基于国际视角,从全国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能源效率如何从60%-70%提高到70%-80%,甚至到90%;如果从行业角度来看,比如说钢铁行业是什么样的能效水平,包括农业,这样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就非常有意义了。

    再一个看中国的煤炭,如果按BP的数据实际上中国的煤炭消费已经占了世界煤炭消费总量的50%还多,因为我们人口已经降到了世界总量的19%了,所以没有理由再说我们继续再发展煤炭。当然,我们希望煤炭清洁化的,这与我们经济增长方式是有关系的。从现在看,我们在考虑“十五”计划时就提出能不能使煤炭的消费量比重在“九五”期间明显下降,能够在“十五”计划降到60%以下,现在我们希望能够在2020年降到60%以下。这和我们发展方式是非常相关的。相应的,无非是两条腿走路,第一条是能不能让煤炭更加清洁,因为它毕竟还是肮脏的能源,占我们全部二氧化硫的85%,氮氧化物的67%,这是源头,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不得不绿色化、清洁化、电力化,还要考虑将来能不能通过一些技术路线使我们更多更有效的利用现在发电能力。另一条腿肯定是发展非化石能源,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无论“十二五”提出了非化石能源,还是这次“十三五”进一步强化非化石能源,都非常希望在座的这些专家包括特别年轻的专家能够提出更好的一些建议。怎样使中国很好的来开创和应用这次难得的新的绿色能源革命机会,并且如何能够有效的进行融资,包括能源的基础设施。而且中国现在特高压是世界第一,已经搞了好几条,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机会。

    第二,最重要的要素是水资源,现在用水总量已经达到6200亿立方,其中农业用水量达到63%,应该说在发展中国家里还是比较低,但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小。所以怎样能够使我们有效的控制农业用水量,实现农产品和农业附加值增长,但与用水量开始脱钩;第二个脱钩就是工业用水量和工业增加值脱钩,如果采取有效的工业用水,明显提高价格,叫要素价格,那是这完全可以做到的。现在我们很多行业包括钢铁行业的重复利用水的能力是非常之高,在世界也算是高水平的,所以希望这两大用户,第一大用户是农业,第二大用户是工业,总用水量达在“十三五”期间到高峰并有所减少,并补充到其他用水。

    第三,就是提出了建设用地总量减少,客观的说这件事做得太晚了,应该从“十一五”就开始。可以看到从2005年以后,中国的耕地总量没有下降,但是建设用地大幅度提高。而且没有伴随城镇人口相应的提高就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这样一个新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国家还缺少在这些方面的宏观调控,这次“十三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这方面的内容。

    第四,怎么样有效控制碳排放。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达成的协议到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我们希望能够提出更专业更实用或者更有针对性的研究,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模型锁定同一个目标。即中国在什么样的情景下、战略下、措施下能够尽早的达到高峰,不仅要讲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更应该强调政治可行性。中国体制有这个特征,只要把它作为约束性指标,总体趋势不会改变。比如我们说主要污染物排放,经过几个五年规划,不仅统计的体系健全了,关键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所以提出什么样的方式是有效,看来最核心的是经济增长率应该告别10%以上的趋势,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提出“十三五”规划的底线是6.5%,这个是可以实现的。GDP相对2010年翻一番,居民收入更有可能翻一番了。因此,只要保持在7%左右,无论是能源的消费弹性还是碳排放的消费弹性都会下降。比如2010年碳排放已经降到2.3%,2013年又提高了一步2.7%,去年已经下降至0.9%,今年肯定是负增长,当然不确定负增长是否要一直保持下去。因此只要保持在7%左右,中国快速增长、大规模增长会下来,所以如何使这个快车变成慢车,进而进入到绝对的减排阶段。假定我们“十三五”能再进一步的采取措施,哪怕实现1%的增长率,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当然对于我们很多的能源行业,其他行业正是一个退出的机会。我把它称为第二次大扫除,第一次大扫除是在1998年,这是第一次生产能力过剩大扫除,整个产业结构或者技术能力有提高,实际上也是依赖于市场的,你只要保护它就下不去。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是非常有条件有能力,在2025年前后达到高峰。这样不仅能够使得我们在国际上做出更重要的贡献,关键是削平了这个高峰,控制的水平和代价完全不一样。因此这次的规划,虽然还没有完全公布,但是中央的建议已经提出来了,国家大力支持优化开发区,率先实现碳排放峰值目标,按照这个逻辑优化开发区,至少三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以及其他的优化开发区必须得提出来。而且我们也鼓励这些城市提出来,我们也希望在座的专家们能够对优化开发区做一些工作。我自己曾经在2009年提出了一个基本方案,按照SDI指标,谁进入到所谓的高人类发展或者极高人类发展,谁就得减排,你采取这种方式就不是全国减排。像新疆客观说现在也处在一个高的发展过程中,它的碳排放也挺高的,但是现在让它完全减排也很难做到,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建议。如果我们假定2025年前后就是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全国总体上进入到绝对减排,至少要保证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地区能够在“十三五”达到高峰进行减排,所以中国应该是越发达地区越更强制的做这些事情。我们特别希望有一些科学研究的支撑。客观的说,这些地方全部服务业比重在迅速提高,为我们后面的减排提供了条件。另外,这些地区首先强调优化能源结构,当时在设计主体功能区优化的时候强调的非常清楚,像北京能不能成为中国的无烟无煤之都,现在全部在采取措施,当然这个也涉及到价格等其他问题,不再展开讨论了。

最后,是污染物的总量大幅度的减少了,这次非常明确的提出了。因为从“十一五”规划当时提出的主要污染物是两项,“十二五”是四项,因此我们现在也在考虑能不能增加到六项到八项,从总量还继续控制。客观的说,现在就算下降也不行,因为现在化学需氧量也好还是二氧化硫也好,规模太高了,都在两千万吨了,要真正改变空气质量是不行的,所以还要大幅度减少。我们也看到陈部长已经提出这个命题。

此外,确实要把环境质量作为一个核心任务提出来。现在国家采取了三大战役,先是气十条,水十条,将来还有土壤十条,这两天国科会讨论这个问题,看来这是最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可以提出一些核心目标。到2020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的趋势得到遏制,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时间了。对此我认为中国基本国情最大的短板还是生态环境资源问题,这从我们十年前协同制定“十一五”规划包括“十二五”规划,而且从国情的视角看这个短板越来越凸显;如果从机制的视角,恰恰是中国发展最好的机会,无论是节能产业还是环保产业,将是中国未来一个新兴的产业。我们可以看一下“十二五”估计全国的环保产业投资也就是3.4万亿,不到4万亿,但是到“十三五”有可能是10万亿,同样节能也是一样。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如何把坏事变好事,做一个新兴产业发展起来。

 

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后面涉及到主体功能区,特别是生态屏障,最重要我们特别想这次中央建议提出了一句非常清晰的目标即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的贡献。到底在未来的“十三五”、“十四五”,中国能做出什么新贡献?别小瞧这句话,这句话写进去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十一五”和“十二五”都提出这个想法。现在已经正式写入这个文件,我们就要回答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全世界,无论是清洁能源还是控制碳排放等等方面。所以,中国现在能不能做出一些对世界有影响的,更专业的研究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