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个能源模型的论坛上做一个交流，我们能源模型的工作从目前来看参与的单位越来越多，而且模型研究的水平和实用化有了非常大的进展，现在能源模型对我们当前非常重要，从国内来看，现在国内要实现绿色发展，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其中有非常多的复杂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高耗能产业，钢铁水泥煤炭产能过剩。

第一方面，要为这些过剩的产能投入可能会更加强化的模式。另外我们要推进产业的转型，但是这些传统行业又面临很大的困难，如何在新常态下既做到发展又做到减排，两者双赢，这既有理论问题也有政策的设计和实施问题，涉及的内容非常复杂，也涉及到很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导向，对我们模型的设立和研究可以更加全面系统的更加有前瞻性的来综合的研究和处理。

第二方面，就是现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巴黎气候大会，全球要向低碳发展转型，所以全球实现两个目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也就是一个全球不同国情、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共同实现低碳发展转型路径的一个选择，这更需要模型综合的研究和平衡，这样才能解决，要在既要管控气候的风险，能够使得未来的温升控制在可以接受的两度的范围之内，又要促进各国的自身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且要促进世界的合作和共赢，所以模型的研究非常之重要，而且各国都在采取这种手段，讨论模型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和基础，有利于互相理解和共性。比如说中美联合声明之前，中方的专家和美国以白宫为首的专家团队进行了四次技术层面的对话，讨论的就是你什么模型我什么模型，你的参数怎么选择，我的参数怎么选择，你的结果是什么，我的结果是什么，这样通过专家技术层面的对话，增加互相对减排政策的理解，所以能够促进双方的共识的达成，能够确实也理解对方实现他们的INDC目标都不容易，都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所以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模型研究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因为我们当前经济发展转型有很多需要理论上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政策的创新，这些创新会有很大的转型的驱动力，但是这些驱动力如何在模型当中很好的反映，而不仅仅是过去考虑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能源这些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对我们模型的建设也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加强不同模型组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以及国外模型组之间的交流合作，有利于推动我们国家的经济转型，也有利于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发挥我们积极的作用，这是我对模型的一些看法。

另外一点我们这个会议聚焦讨论一下关于巴黎承诺相关的问题，今年的巴黎的气候大会可能要共同努力推进形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巴黎协议，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达成的话，它可能就是继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后，另外一个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一个新的起点，因为这个也是2020年之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个协定，大家看这个协定的特点是不同于《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是发达国家自上而下规定的减排协定，巴黎协定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根据每个国家自己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也就是INDC，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国际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它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方式，但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也要体现我们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原则，一个就是在中美、中欧、中印、中巴，以及和东道国中法，中国都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联合声明，这体现了中国积极推进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能够成功的一个积极的态度。如果仔细研究这几个声明的内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不同国家有一些区别，但是凝聚了非常多的共识，可能这些就是巴黎协定的一些基础的基调和一些原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公平的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能够根据各国的国情自下而上的的承担减排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这个协议当中要全面和平衡的反映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等几个方面的要素，因为大家更容易多的聚焦在减缓上，因为减缓温室气体排放能够控制温升，但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最贫困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是他们的当务之急，所以适应，减缓和适应对发展中国家来讲离不开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的支持，所以在联合声明中，特别在中欧、中法的联合声明中，特别强调发达国家到2020年要想法筹集每年一千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主动提出要拿出200亿人民币建立中国南南合作气候基金，支持其他的特别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是我们达成协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的原则。

第三点，在这个原则基础上达成的共识，特别在中法联合声明中要提出来要进行五年一次的盘点，各国都要制定实施和不断的修改你的INDC，大家都要考虑到全球控制温升两度的目标，因为全球要盘点大家的INDC能不能实现这个两度的目标，这样促进大家不断的加大力度，这个协议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是不断的提升INDC的难度和力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几个联合声明当中都是我们极力推进的，实现控制温升和保护气候的目标，各国都要向绿色低碳转型，向气候适宜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变，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的进程不能是一个任何的博弈，要是一种合作的博弈；一个方面，各国在管控气候风险同时，必须也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每个国家都要实现发展和气候保护的双赢，另外一个国际合作进程必须要加强各国的这种合作，实现双赢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不是任何的博弈，大家通过合作都有获益和持续发展的这种空间和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要加强务实的合作，所以在中美、中欧，所有的这些联合声明当中都指出了要合作的重点领域，包括能效、新能源、低碳城市建设、智能交通等等方面，这种合作能够带来双赢的效果。

所以巴黎的气候大会，大家都在期待这样一个成功，会前的气氛比哥本哈根的时候会前的气氛要好，哥本哈根大会，发达国家要压中国来，促使发展中国家来承诺，这是他们的一个出发点，而这次会议大家更多的促进共识和双赢，可能这是一个会议比较好的一个基础和气氛，巴黎会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意外，因为它是所有的缔约方协商一致的原则，也可能会有一些国家或者小国出来反对，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总体来讲这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得主流的方向，这个方向还会延续下去，中国应该起到一个大国责任，这是我们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能够在国际上更多的有中国元素中国的声音，发挥中国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积极推进巴黎会议的成果可以起到别的国家所起不到的作用，我们一定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经济体和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达成共识。

第三方面，中国也提出了有雄心的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目标，这是在华沙的气候大会上要求每个国家在巴黎大会之前要提交自己的INDC文件，我们提出的文件是一个非常有雄心的这样一个目标。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目标。

一个是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这是一个相对减排的目标，发达国家所提出的目标，包括欧盟和美国，都是他们的全部温室气体排放到2020年以后下降百分多少的绝对量减排的目标，我们强度的下降的目标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比较快，单位GDP产出二氧化碳的强度，尽管很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总量还在一段时间内达不到绝对量的减排，所以中国不断的提高单位碳排放和单位能源消费产出的效益，这是我们核心的目标，这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的特征和中国的国情，所以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来看，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从2005年开始到2014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经下降了33.8%，从2010年-2014年，十二五期间这四年已经下降了16%，所以我们的目标是17%，这是可以超额完成的；十三五如果继续按照中央的十三五的建议和指导思想来做，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会达到45%-50%，超过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承诺40%-45%的目标。2005年-2014年我们下降了33.8%，相同的时期内发达国家下降的幅度15%左右，世界的平均水平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所以中国在提高单位碳排放产出效益方面应该是在世界上是比较突出的地位，和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减排40%-45%的目标比，这个目标更有力度，这个目标每年的减排率要2020年以后要在4%以上，原来的目标大概4%左右，所以力度不断加强。另外和发达国家比较，欧盟的目标是到2030年比1990年温室气体减排40%，美国的目标是到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减排26%-28%，根据2011年的实际情况，再根据对未来GDP增速的预估，一般来讲是2%-2.5%的程度，甚至低于2%的这种预估的GDP增速，单位GDP跟二氧化碳排放，每年下降率还不到4%，而我们中国要在4%以上，当然发达国家是绝对量的减排，因为它即使每年单位GDP碳排放下降的速度是3%，但是经济增长只有2%，它还有1%的总量的潜在的下降，所以由于中国现在的阶段特征，根据我们的情况讨论目标，而且我们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目标是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要提升到20%左右，在2005年，旧的统计年鉴上是6.8%，新的统计年鉴上改了一些能源的数字是7.4%，总体来讲比较低，到去年已经达到11.2%，2020年目标是15%，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到2030年要达到一个20%左右的目标，2030年总的能源需求量大概到60亿吨标准煤左右，12%大概是12亿吨标准煤以上，12亿吨标准煤什么概念，现在日本总的能源需求量6.5亿吨，所以大体相当于日本能源总需求量的两倍，也就是相当于日本再加上法国和英国，他们总的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需求量的总量。因为非化石能源主要是电力、核能、太阳能，水电、风电，所以主要增加一些电能装机，所以到2030年的时候要实现20%左右的一次能源的非化石能源供应，大概非化石能源装机要13亿千瓦以上，相当于当前中国总装机容量，也超过了美国当前总的发电装机容量，所以中国要有很大的非化石能源的发展。发达国家也提出了非化石能源目标，比如说美国也提出它的电力系统到2030年，电力系统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要减排30%，但是美国的总的电力的需求饱和了，只要建一千万瓦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就能去掉替代原有的相应的煤的发电，或者用天然气，或者用可再生能源，用新的装机取代煤电装机，它只要关闭大概1.5亿千瓦左右的煤电装机就能实现这个目标，相应的建设新能源也就不到两亿千瓦的新能源的装机就能实现这个目标，再加上新建天然气电站。中国要实现目标，到2030年，从现在开始，我们新建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装机要超过10亿千瓦，美国建2亿千瓦就够了，是它的5倍以上，所以我们特有的发展阶段，能源总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实现这样大比例可再生能源目标要做更大的努力。

承诺的第三个是二氧化碳峰值的目标，这是中国最为受外界关注这样的一个目标，刚才胡教授也谈到能不能提前到2025年，薛教授也提出来能不能有能源利用。到2030年从发展阶段上来看，二氧化碳达到峰值比发达国家二氧化氮达到峰值的发展阶段要来得早，美国和日本是2005年左右才得到峰值，他们峰值是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欧洲国家二氧化碳达到峰值的时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比较早，但也是实现了工业化，后工业化，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实现峰值的时候，GDP经济增速都比较缓慢，一般都不会超过3%，在这个速度之下，所以我们如果要实现碳的峰值，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单位GDP的碳强度下降速度要大于GDP的增速，也就是GDP的增长，新增那一块的能源是需要和碳的排放，要用降低单位GDP的排放量抵消掉，所以发达国家在3%以上的GDP增速情况下达到峰值，所以它单位GDP的增速，单位GDP碳强度下降的速度只要3%左右就能实现峰值，中国要到2030年左右要实现二氧化碳峰值的话，根据现在总结的包括国际上十个左右的模型组，对中国未来的GDP增长的测算和报告，有研究能源气候的，也有经济学家，他们从经济学领域预测的结果，到2030年左右，中国GDP的增速，普通的结果显示大概都在5%左右，有的是4%，有的是6%。我们实现GDP增速5%左右的时候，实现二氧化碳峰值，每年的单位GDP的碳排放下降必须大于5%，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现在每年单位碳相对下降的速度大概是4%左右，今年前三季度超过了5%，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速下滑，高耗能产业产能过剩，结构调整导致的，长期能不能维持GDP碳强度的下降速度能够在5%甚至更高是我们一个挑战，刚才提到了2025年能不能达到峰值，这也与中国单位GDP碳强度下降的速度以及我们预期的GDP的潜在增长率有很大的关系。

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如果是相同的能源消费弹性，单位GDP碳强度的下降率是减少的，换句话说如果保持相同的单位GDP，每年下降的速率的话，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能源消费弹性必须更低。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每当经济转型，GDP增速放缓的时候，因为主要的影响是基建的投资和高耗能的产业，所以能源的消费弹性都会比较低，所以对GDP的碳强度的下降率，经济增速放缓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实现二氧化碳峰值到2030年左右，能源消费的弹性要下降到0.3%左右，十一五是0.59%，十二五大概是0.53%，十三五要下降到0.5%以下，2030年左右是0.3%左右，如果碳下降0.3%，GDP增速15%的话，三五一点五，能源总需求的增加还有1.5的速度，到时候是60亿吨标准煤的需求，1.5%的增速，就是9亿吨标准煤左右，那还是很大的数据，也就意味着另外一个时间我们在经济增长，能源需求也增长的情况下，二氧化碳要实现峰值，所有新供应的能源要是非化石能源，能源需求增加，而碳排放减少，也就意味着到2030年左右，每年必须新建风电装机两千万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两千万千瓦，核电装机大概一千万千瓦，因为水电装机已经饱和了，没有那个资源了，也就是说现在的风电机组是2-3兆瓦，2030年的时候，平均是5兆瓦的话，每天都有10台左右的风电机组，现在核电站每台核电机组大概是百万千瓦，每年新装一千万千瓦的话，也就意味着每年要有十台左右的核电站投入运行，所以这样的发展速度和强度，是任何国家都很难比拟的。

中国还提了一个INDC的目标是加强植树造林和森林碳汇，到2030年，森林的蓄积量比2005年要增加45亿立方米，相当于固定增加二氧化碳的碳汇，固定二氧化碳75亿吨，所以森林碳汇应该说是中国是一个亮点，因为现在从全球来看，森林的碳汇还是在下降的一种趋势，要扭转毁林造成碳汇的损失，所以我们这样一个目标是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够实现，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核心是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革命，因为我们主要关注的在能源的领域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国内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也是由于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所引起的，也引起了我们当前的严重的环境质量的问题，所以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革命，大力节约能源和改变能源的这样一个结构，既是应对气候变化，减排二氧化碳的一个根本性的措施，也是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缓解我们资源和环境的制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刚才胡教授讲了我们要制定国家战略也要制定地区战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碳排放要率先达到峰值，这样中西部的发展有一定空间，保证我们2030年达到峰值。所以北京市在今年9月份在洛杉矶举办的中美气候首脑峰会上已经宣布，北京市到202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要达到峰值，比全国的目标提前了十年，这会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

所以除了制定这样一个战略，作为约束性的目标纳入十三五规划和以后的十四五十五五规划，在中美联合声明中我们也提出了到2017年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汇市场，这样用行政的手段和市场的手段结合起来，推进节能减排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一个方面在积极推进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成功，另外一方面，也要把这个作为一个我们自身经济转型的一个机遇，用一个我们提出来的一个积极的有雄心的这样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作为导向，来促进我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我们体制机制的改革，使得我们能够顺应世界潮流，也能够促进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